另辟蹊径新模式——中国革命新道路的探索

【目的要求】使学生了解中国革命必须以长期的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掌握中国革命的武装斗争的实质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战争；熟悉中国共产党人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是国民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唯一正确的道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一独创性的理论，是中国革命实践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在其中做出了杰出的重大贡献。

【重点、难点】

1. 教学重点：（1）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的问题（2）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是如何探索和开辟中国革命新道路的（3）中国共产党是如何总结历史经验、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

2. 教学难点：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新道路的探索和开辟。

【教学方法与教学手段】讲授、讨论、实践。

【教学时数】理论4学时。

【教学内容】

 

    同学们好！在上一模块我们一起学习了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中国的革命从旧民主主义迈入新民主主义；随着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中国的革命从此有了新的领导者、新的指导思想以及新的发展方向，开启了国共合作和北伐战争的革命新局面！但是由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叛变了革命，导致北伐战争不幸夭折。北伐战争失败以后，国民党的性质发生了什么变化？中国的革命应当何去何从呢？请大家思考。

 

一、对革命新道路的艰苦探索

 

对革命新道路的艰苦探索这一节是本章的中心问题，我们准备讲授三个问题：

（一）国民党反动统治在全国的建立．（二）土地革命战争的兴起．（三）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对中国革命道路新道路的探索，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国民革命失败后领导中国人民同国民党新军阀进行英勇斗争、用于探索的突出表现，也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过程之中迈出最有实际意义的一步，是对马克思主义武装夺取政权理论的重大发展，同时也是毛泽东思想初步形成的一个重要标志。

中国共产党人，对革命新道路的探索，是在什么背景之下发生的呢？我们下面讲第一个问题。重点在于把握国民党政权的本质，深刻认识要争得民族独立和人民的解放，就必须同国民党反动统治做坚决的斗争。

（一）国民党反动统治在全国的建立。

1.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与中国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召开

1927年4月18日，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新军阀宣告南京国民政府成立。这是国民党政权在全国统治的开端。在国民政府成立大会上，国民党元老胡汉民成为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仍然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出现了宁汉合流与分裂的混乱局面。当蒋介石在得到帝国主义的支持之后，在他一手操纵下，国民党于1928年2月召开了二届四中全会。会议改组了国民政府，谭延闿为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军委主席、国民党中常委，后来有出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这样，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中央组成，国民党内出现了暂时的统一。

在暂时统一的基础上，国民党四派新军阀开始了讨伐奉系军阀张作霖的战争．

2.全国形式上的“统一”

    1928年4月，国民党四派联合军阀（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蒋介石）讨伐奉系张作霖。张作霖败退出关，1928年6月4日凌晨5时23分，张作霖在皇姑屯被日本炸死。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通电全国，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易旗帜”。从此，北洋军阀不再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继续存在。这样，国民党就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自己的统治，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

国民党的“统一”是表面的和不稳定的。即使在蒋介石集团确立了在国民党内的主导地位之后，这个集团内部以及这个集团和其他集团尤其是与地方实力派之间，也仍然矛盾重重，冲突不断。

3.国民党政权的性质

新建立的国民党政权，是什么性质的政权呢？

如何认识国民党政权的性质呢？看一个政权属于什么性质，主要看他所推行的内外政策代表哪个阶级的利益。是有利于社会发展生产力还是束缚生产力。关于国民党政权的性质，我们主要从三个方面加以说明：

第一，对外投靠帝国主义，为帝国主义对华扩张敞开大门。由于国民党政府是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建立起来的，因此，中国没有摆脱帝国主义的压迫，反而使外国垄断资本不断深入中国，从而牢牢地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

关于此点，可从下面数据中得到说明：

抗战前夕，在重工业方面外国资本即控制了煤产量的55.2%，新法采煤量的77.4%，冶铁工业的95%，石油工业的99%，发电量的77.1%。在中国的现代工业和运输业中，外国资本占到了71.6%。外国银行资产也要比华商银行多1/3。外国资本不仅垄断了中国的重工业、交通运输业，而且控制了中国的财政、金融以及若干主要轻工业。

依靠帝国主义的结果，必然导致外交上实行屈辱的外国政策，实行屈辱外国政策突出表现，就是对南京惨案的处理。1927年北伐战争时，英美帝国主义武装干涉中国革命，炮轰南京城，残杀中国军民，该事件本应追究英、美帝国主义的责任。但在1928年3月20日国民政府外交部与美国代表达成的解决南京惨案的换文中，竟把事件发生的原因归咎于“共产党的煽动”，承认美国军舰炮轰南京是为了保护“美侨生命”，答应向各国道歉、赔偿。甚至顺着美国代表的旨意，下令通缉在南京领导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中共党员林伯渠，以此向美国表示忠诚。

在宁案处理之后，对1928年5月3日发生的“济南惨案”，，经谈判也于1929年3月与日本达成协议。协议虽规定日本于换文后两个月撤兵，但日军残杀中过军民数千人的罪行却一笔勾销。

第二，地主土地所有制在中国社会经济活动和土地关系中仍居统治地位。中国广大的乡村基层政权被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所把持，地主阶级逐渐变成了帝国主义的附庸，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主要支柱。国民党政权继续维护封建土地所有制，不承认中国有土地问题，拒绝在农村开展土地改革，从而使中国广大农民处在了死亡线上。

第三，利用超经济的力量，即依靠国家政权力量一方面掠夺工农劳动群众及其他小生产者，一方面压迫民族资产阶级、兼并民族资本，对人民巧取豪夺，聚敛大量财富，逐步形成了以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和陈果夫为代表的官僚资本，逐渐控制了全国的经济命脉。

官僚资本不是中国经济正常发展的结果，而是半经济半封建的产物，它是国民党政权的经济基础。

    由上可见，国民党政权与人民的利益是根本对立的。国民党政权所实行的内外政策，既不代表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也不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而是代表地主阶级和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的利益。这个政权的性质，正如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所说“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依然是城市买办阶级和乡村豪绅阶级的反动统治。”

尽管国民党政府的统治，与北洋军阀的统治，没有本质的区别，但是国民党政权具有欺骗性：

国民党政权具有欺骗性：

一是由于国民党曾经是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面旗帜和大革命时期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由于帝国主义列强一度为它作出过一两项表面上的让步（如承认中国关税自主、允诺取消领事裁判权），一时使人认为它仍然在维护民族权利。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于1928年初提出与各国改订新约，帝国主义列强为表示对蒋政权的支持，一度为它作出过一两项表面上的让步（如承认中国关税自主、允诺取消领事裁判权），中国收回了关税自主权，收回了天津比租界，镇江、厦门英租界以及英国在山东威海卫及刘公岛的租借地。关税管理权仍操纵在外国人手里，列强虽允诺取消领事裁判权，但只是口头上，实际上是拒绝，此事拖到九一八事变就不了了之了。

二是由于它在形式上暂时地统一了中国，因此，这个政权曾经在一个时期之内，使一些人尤其是民族工商业者产生过幻想，以为中国可能由此走上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

    众所周知，在1927年反革命事变时，附和过蒋介石的民族资产阶级，并没有成为中国的统治，民主资本在中国虽然有一定的发展。但是，始终没有成为中国经济的主体。因此，民族资本在中国始终没有得到充分地、自由地发展。所以，不久以后，这个阶级中一部分因为自己的利益，开始逐步形成蒋介石政权下的在野反对派，他们对这个政权表示了一种不满，但又反对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革命，他们发动了一次改良主义的运动，将另找一条有利于中国发展的资本主义道路。然而，这个道路在中国是根本行不通的。

国民党所实行的是代表地主阶级、买办性大资产阶级利益的一党专政和军事独裁统治。国民党政府是怎样实行一党专政的军事独裁统治的呢？其特点如下：

第一，为了镇压人民和消灭异己力量，国民党建立了庞大的军队。

1929年3月的官方材料统计，当时全国军队达到的两百万，实际上的军源还远远不止于此。在全国22个省中，最多时20个省的主席都是军人组成的。另外两个虽不是军人出身，但也受到了军人的支配。

    蒋介石在大革命时期，靠军队起家的，他历来把军队看作自己是命根子。大革命失败之后，他建立了以一支以“黄埔系”为主干的近代化装备的反动军队，这支军队是国民党独裁专职统治的支柱。蒋介石因为这支军队一方面血腥地镇压人民的反抗，同时也利用这个军队进行军阀混战，消灭异己。

第二，为了镇压广大人民群众和消灭异己力量，国民党还建立了庞大的全国性特务系统。例如隶属于国民党中组部的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和隶属于中国国民党军委会的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其主要任务就是反对共产党，破坏革命运动，绑架或暗杀革命者和异己分子。

国民党特务组织主要是党方、军方两大系统。党方特务即CC系特务，成立较早，蒋的亲信陈立夫陈果夫组织的Central Club(中央俱乐部)控制了中央组织部的党务调查科，党方特务即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军方特务的建立要从1932年三民主义力行社特务处的成立开始，与此同时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成立，由蒋介石的亲信——陈立夫负责，把两个特务系统纳入正式编制，作为其第一和第二处，分别由徐恩曾和戴笠负责。抗站时期，徐恩曾负责的第一处等改组成立国民党中央抵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中统），戴笠负责的第二处扩大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军统），两大特务系统均效命于国民党中央和蒋介石。我们都知道，反共、反人民是两个特务组织的共同任务，他们以最野蛮最恐怖的手段，来破坏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他们狂热地鼓吹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来积极地推行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他们控制了国民党的党政军的主要部门，渗透到全国的各个角落。

第三，为了控制人民，禁止革命活动，国民党还大力推行保甲制度，规定十户为甲、十甲为保，分设甲长、保长。保甲各户要互相监视、互相告发，在保甲内强制实行“连坐法”。

保甲制在国统区普通推行，这一制度使中国人民饱受其辱。在当时，湖北就曾流传过这样的民谣，“保甲保甲，人民披锁又戴枷。”国民党的一党专政、特务统治、保甲制度三位一体，大大加强了它的独裁统治。

第四，为了控制舆论，剥夺人民的言论和出版自由，国民党还厉行文化专制主义。

大批进步的书籍被查禁，许多进步作家被监视，乃至被枪杀。鲁迅在黑暗的中国文艺界现状里边，曾经做这样的描述：“现在来抵制左翼文艺，只有诬蔑、压迫、囚禁和杀戮，来和左翼作家对立的，也只有流氓、侦探、刽子手了。”

既然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与北洋军阀的统治在本质上没有区别，那么中国就仍是一个处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统治之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革命对象依然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中国革命的性质也依然是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国仍然迫切需要一个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中国人民受到国民党新军阀更为残暴的统治，因此要争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就必须同国民党反动统治做坚决的斗争，正确地认识这一问题，是中国人民继续进行民主革命和制定正确路线方针政策的基本依据和战略出发点。

（二）土地革命战争的兴起

第二个问题我们主要讲两个小问题：第一个问题，大革命失败后的艰难环境。

 1.大革命失败后的艰难环境

    大革命失败后的这种艰难环境，首先表现于中国革命处于低潮。而中国革命处于低潮又表现为以下三点：

第一，      革命势力遭到了极大的摧残。

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运动，遭到了严厉的镇压。共产党被宣布为非法，加入共产党成了最大的犯罪，共产党的组织不断遭到破坏，党的活动被迫转入地下，许多共产党员和党的领导干部，被捕、被杀。据中共六大时，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达31万多人，其中中共党员为两万六千人，全党人数由1927年5月五大时的五万七千名共产党员，锐减到一万人。反革命的力量，超过了有组织的革命力量。

第二，工农斗争走向了低落。

工人斗争由政治斗争为主转变为以经济斗争为主，而且取得胜利的很少；农民斗争此起彼伏，分散而不集中。

    正如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所指出的：“我们一年来转战各地，深感全国革命潮流的低落”，“红军每到一地，群众冷冷清清”。

第三，阶级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民族资产阶级追随蒋介石离开了革命。只有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继续坚持革命斗争。

上述事实表明：

第一，中国革命由高潮转入了低潮。问题是引起中国革命的基本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革命高潮的到来是不可避免的。

第二，在中国革命处于低潮的情况下，敢不敢革命？怎样革命？这是摆在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面前必须回答的两个根本性的问题。

对于第一个问题即敢不敢革命？中国共产党作了明确而肯定的回答。在严峻的考验面前，中国共产党人表现了坚定的革命立场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特别是共产党员在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时，表现出了共产党人的不畏强暴、为了理想和信念英勇献身的革命精神。

共产党人郭亮是1928年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的，他的头颅被悬挂在城门上，以警告革命群众，不要追随共产党。郭亮就义时，年仅27岁，在就义之前，他给妻子李灿英留了一份遗书：“灿英吾爱：亮东奔西走，无家无国，我事毕矣，望善抚吾儿，以寄余志，此嘱。”郭亮在就义时，来念念不忘告诉自己的妻子，要教育孩子来继承革命的遗志，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无论在什么情况之下，都把人类最崇高的理想，即共产主义放在第一位，这种精神是任何精神都不能比拟的。

共产党人夏明翰在就义前写了四句诗：“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还有比生命更珍贵的吗？在共产党这里就有，那就是共产党的理想和信念，理想和信念是高于一切的。作为当代的大学生，就必须进一步树立和坚定共产党的理想和信念，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对得起死难的革命烈士。

党的早期创始人蔡和森，牺牲时非常惨烈，他被敌人摊开四肢，钉在墙上，活活处死，但他绝不向敌人屈服，表现了共产党确实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人。

    革命家刘伯坚1935年被捕后，敌人给他带上沉重的手铐和脚镣，游街示众，刘伯坚气宇轩昂地写下了《带镣行》等不朽诗篇。

赣东北根据地创始人方志敏1935年1月被捕后，在狱中写下了《可爱的中国》、《清贫》、《狱中纪实》等不朽著作。今天读来，仍然令人感叹不已。

中国共产党人，没有被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所吓倒，正如毛泽东所言，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对国民党的屠杀政策进行了坚决和英勇的反击。

    一些追求进步和真理的有识之士，在革命的危急关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例如革命教育家徐特立、著名的文学家郭沫若、军事家贺龙、彭德怀等人都是在这个时候，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这正如古人所云：“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忠臣”。陆定一后来在纪念教育家徐特立时称，徐老在革命最危急关头，给全党同志上了一课，就是关键时刻不退缩。

2.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与土地革命

    在黑暗的中国，到底怎样进行革命，就是中国革命应当走什么样的道路？这在当时的确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要把这个问题回答清楚，就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紧密结合，不断地总结经验，为了答复这个问题，中国共产党人开始了长时间的艰苦的探索。

    首先，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1927年7月中旬，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决定三件大事，将党所掌握和影响的部队，向南昌集中，准备发动起义，组织湘鄂粤赣四省农民在秋收季节举行暴动，召集中央会议讨论和决定新时期的方针政策。我们知道，真正开始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是从1927年8月开始的，具有决定意义的事件，就是八七会议、和南昌起义等大小近百次的武装起义，我们先讲八七会议的召开。

    1927年8月7号，中共中央在汉口秘密召开紧急会议，史称八七会议。这次会议主要有三项意义：

八七会议的召开。中国革命的转折点：

·其一，清算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

·其二，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新的斗争方针（毛泽东提出了“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革命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其三，会议还提出了“整顿改编自己的队伍，纠正过去严重的错误，而找着新的道路”的任务。形成了以瞿秋白为首的新的中共中央。

    八七会议使我们党在政治上大大地向前迈进了一步。所谓大大前进了一步，是说我们开始摆脱了右倾机会主义的束缚，提出了探索新革命道路的任务，开始了从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折。

    为了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屠杀政策，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新的斗争。

第一，发动南昌起义。

1927年8月1日，周恩来等同志领导了著名的南昌起义。

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的第一枪；

是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开始。  

第二，发动秋收起义。1927年9月9日，毛泽东领导了相干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起义军公开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的旗帜；在攻打长沙遭遇严重挫折后，起义部队决定南下，向敌人控制比较薄弱的农村区域转移。起义军最后上了井冈山。秋收起义和向井冈山进军最伟大的意义就在于中国革命把从城市退却和向农村进攻有机的结合起来。

第三，发动广州起义

（1927.12.11）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和叶挺、叶剑英等领导了广州起义。

广州起义是对国民党的屠杀政策发动了又一次英勇的反击。

第四，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到1928年初，中国共产党先后在海陆丰、琼崖、鄂豫皖、赣西南、赣东北、湘南、湘鄂西、闽西、陕西等地区领导了近百次武装起义。

总之，“革命失败，得了惨痛的教训，于是有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进入了创造红军的新时期。”中国革命由此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也就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或称十年内战时期。

我们知道蒋介石是靠国共合作和北伐战争上台的，但是他上了台，反而把人民推入了十年内战的血海，正是他的屠杀政策教育了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让他们拿起武器去进行战斗。毛泽东就讲过：“我是一个知识分子，当一个小学教员，也没学过军事，怎么知道打仗呢？就是由于国民党搞白色恐怖，把工会、农会都打掉了，把五万共产党员杀了一大批，抓了一大批，我们才拿起枪杆子，上山打游击。”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中国共产党人，为了坚持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事业，领导人民进行了土地革命战争，是必要的，正义的和进步的。

（三）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道路。

1.对中国革命新道路的探索

中国共产党人总结中国革命经验，找到中国革命的新道路，曾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内，由于经验不足和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共产国际文件与苏联革命经验的态度不同，由于对待中国革命的斗争实践和历史经验的态度的不同，党内曾经出现过意见和主张的不一致，经历了曲折的道路。只有反复地经过革命实践的检验，经过对于各种主张与革命实践经验的认真地比较与总结，才终于找到了适合中国国情的新道路，逐步形成了共同的认识。

第一，在探索中国革命新道路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首先认识到，为了坚持中国革命，在当时的条件下，必须进行长期的武装斗争。

无产阶级要通过武装斗争，采用暴力革命的手段，推翻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建立新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政权。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

    斯大林也讲过，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优点，也是中国革命的特点。毛泽东认为斯大林这一论断是非常正确的。

    我们知道中国革命之所以必须坚持武装斗争，是由中国的国情所决定的。毛泽东指出，解决中国一切革命问题最基本的问题，就是认清中国的特殊国情，中国的特殊国情是什么呢？我们知道，近代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对外没有民族独立，对内没有民主，共产党的存在是非法的。无议会可以利用，无组织工人罢工和集会、结社的合法权利，中国的这一特殊国情，决定了在中国进行革命，不可能进行合法的斗争，而是一开始就拿起枪杆子举行武装斗争。只有公开地拿起枪杆子，从事武装斗争，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才能在革命武装的保护之下集结革命的力量。

毛泽东同志指出：“在中国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战争，而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中国的问题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无法解决”。“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

    同时，国民革命失败以后，国民党反动政府实行军事野蛮残暴的统治，统治者已经武装到了牙齿，革命就会有被杀头的危险，加入共产党成了最大的犯罪。放弃武装斗争，主要去进行合法的斗争。等于就是放弃革命。如果认为，通过几次武装起义，不进行长期的革命斗争，来取得革命的胜利，那也是非常不现实的。

第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的主攻方向究竟是应当指向城市，还是指向农村呢？这个问题，无法再短期内能完成，也不是一两次或三四次革命起义的实践所能够解决的。只有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原则，依靠实践经验的积累，才能给予回答。

    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来看，取得革命成功经验的就是1917年的俄国十月革命，而俄国十月革命是以城市为中心的。在大革命失败以后，相当一段时期，中共党内普遍的认识也是，革命工作应当以城市为中心。中共中央继续留在上海，党的工作重心仍然放在中心城市。

    从中国的实际来看，辛亥革命是从大城市爆发的，1924到1927年的反帝大封建的大革命也是以广州这个大城市为根据的，没有农村包围农村的先例。

    问题是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的中国，一是中国本身同俄国和西方国家的情况不同。二是中国大革命失败以后形势了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正因为如此，国民革命失败以后，所有以占领中心城市为目标的起义很快就失败了。这些起义失败后，保留下来的部队，大都经过摸索，逐步转移到了远离国民党统治中心的区域，在那里发动农村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开展土地革命和创建工农政权的斗争。

 除了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及时转移到井冈山地区创建农村根据地之外，南昌起义一部分由董朗率领转移到了海、陆丰地区与当地的农民会合，主要部分由朱德、陈毅率领转移到了湘南农村，在那里开始探索上山打游击，开展农村革命的新的途径，后来也上了井冈山。广州起义一部分也转移到了海、陆丰地区，与农村会合，一部分随朱德上了井冈山，另一部分则从广州西北郊转入农村，后来参加了广西左右江起义。

事实表明：国民革命失败后，党的工作重心放在中心城市已经不可能引导革命走向胜利。既然中国革命完全照搬别国举行中心城市武装起义的公式行不通，重走本国的北伐战争的道路又无此条件，因此，也就只剩下一个选择，即是在中国农村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客观环境迫使一批又一批的中国革命者，深入到农村区域去坚持革命斗争。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这是中国革命的规律使然。

    八七会议之后的中共中央，依照新的道路的要求，在领导各地武装起义中，也初步提出了，相继占领某个县，或者几个县，建立革命政权实行武装割据的思想。

1928年6月召开的中共六大，再继续把城市工作的复兴视为革命高潮到来的决定条件的同时，肯定了农村根据地和红军是决定革命新高潮的更大发展基础和重要力量。

1929年6月，中共六届二中全会进一步指出：在中国，找不到一个经济力量能够统治全国的大城市，所以中国革命要胜利，必须要有红军，必须要有广大的苏维埃区域的帮助。

同年9月，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指示信指出：“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

1930年5月，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发表署名信件，明确提出共产党应当以大部分的力量，甚至全部力量去发展乡村工作，认为革命势力占据了广大农村之后，即可以联合起来包围城市、封锁城市，用广大农村革命势力向城市进攻，这样革命必然可以得到胜利。

上述事实进一步说明，以农村为工作重点，到农村去发动农民，进行土地革命，开展武装斗争，建设根据地，这是1927年以后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所要求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条新道路的开辟，依靠了党和人民的集体奋斗。凝聚了党和人民的集体智慧。而毛泽东则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

第三，毛泽东不仅在实践中首先把革命的进攻方向指向了农村，而且从理论上阐明了武装斗争的极端重要性和农村应当成为党的工作中心的思想。

    毛泽东一贯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始终把实践摆在第一位，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即“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

在井冈山根据地时期，不管革命战争如何频繁，斗争环境如何动荡，他都用惊人的革命精力来从事调查研究，作为革命工作的依据，并且集中群众的智慧进行周密的探讨，从而找出适合中国特点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正是由于毛泽东坚持了这种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因而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作出的巨大的贡献，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道路的总结，当然并非一蹴而就，他只能是在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中，根据客观历史所提出的要求与已经提供的条件，逐步充实、发展和完善的。

毛泽东在总结1927年国民革命局部失败的教训时，就曾经提出了“上山”的思想。这里的“上山”，是指在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发起暴动和起义，造成军事力量的基础。在八七会议上，他又提出了，政权是从枪杆子里面取得的著名论断。

    瞿秋白同志曾经提出要他留在中央工作，但是他主动提出到乡村去，到山里去结交几个陆林朋友，是革命实践使他积累的丰富的革命经验及结论进行进一步的概括奠定了基础。

    随着红色政权的建立和发展，毛泽东在1928年10月和11月，写下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两篇文章，明确指出以农业为主要经济的中国革命，以军事发展暴动，是一种特征。

    同时，还科学地阐述里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这三者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强调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是共产党和割据地方的工农群众必须具备的一个重要思想。

    1929年4月，针对共产国际和中国党内某些人担心农村斗争超过城市斗争将不利于中国革命的观点，毛泽东就说半殖民中国地革命的斗争，只有农民的斗争得不到公认的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民斗争的发展，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1930年1月，毛泽东进一步指出：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

  　以毛泽东为书记的红四军前进委员会，还明确指出了农村工作是第一步，城市工作是第二步的理论。

毛泽东提出农村包围城市理论的根据就在于中国革命是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革命长期性这两个基本点。

首先，由于中国革命是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就规定了以下几点：

    其一，在中国，农民仍然是主要群众，中国力量最深厚力量的源泉不是在若干工商业都市，而是在广大的农村。中国的民族革命，实质上就是农民革命，中国的武装斗争，实质上就是农民战争，广大的农民所在的广大农村，理所当然应当成为中国民族革命走向胜利的主要的战略基地。

其二，国民党反动派相当牢固地控制着若干的近代工商业的都市，而停滞着了的广大农村却是它无法牢固控制的地方。半殖民地的中国，由于经济政治发展的极端不平衡，革命可以在反革命势力比较薄弱的农村，首先开始，首先胜利。

    其三，半殖民地的中国，城市和乡村问题，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城市乡村问题有着性质上的区别，半殖民地的中国城市虽带着领导性质，但不能完全统治乡村，因为城市太小，乡村太大，广大的人力物力在乡村，而不在城市，所以把广大的乡村建设成为先进的革命阵地，就可以给予反革命统治以致命的打击。

    其四，半殖民地中国的经济，主要是地方性的农业经济，而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在这种基础之上，形成了封建的军阀割据的局面，中国统治集团的不统一，确实对中国革命首先在农村得到发展，提供了可以利用巨大的缝隙。

其次，中国共产党必须把工作重心转向农村，这是与1927年革命失败之后，敌我力量对比的变化，以及由此决定的“革命的长期性”这一点，也是直接相关的。

在国民党反动派这样的敌人面前，“革命的根据地问题也就发生了。因为强大的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反动同盟军，总是长期地占据着中国的中心城市，如果革命的队伍不愿意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妥协，而要坚持地奋斗下去，如果革命的队伍要准备积蓄和锻炼自己的力量，并避免在力量不够的时候和强大的敌人作决定胜负的战斗，那就必须把落后的农村造成先进的巩固的根据地，造成军事上、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文化上的伟大革命阵地，借以反对利用城市进攻农村区域的凶恶敌人，借以在长期的战斗中，逐步地争取革命的全部胜利。”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是对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和根据地斗争经验的科学概括。它是在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同当时党内生性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作坚决斗争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理论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即毛泽东思想的初步形成。

毛泽东为什么能够在探索中国革命新道路的过程中，成为最杰出的代表呢？

第一，毛泽东始终非常注意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善于进行理论思考和概括。

党内犯错误的同志，也是要革命的。但是在怎样革命这个问题上，毛泽东不是照抄照搬，而是非常注意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提出了创造性的结论。

第二，毛泽东始终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注重调查研究。毛泽东非常注重调查研究中国的国情和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

    1930年5月，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批判了教条主义，强调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后来他又说，不作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我们知道，正确路线的制定和实施，必须要有一条正确的思想路线，否则就不能正确地指导中国革命，他主张中国问题的解决，要靠中国同志，反对把马克思主义和苏联主义教条化和神圣化，强调唯物主义思想路线。

第三，毛泽东非常善于根据变化了的形势提出新的对策，这是一个成熟的领袖所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

下面我们就讲第二个问题：反“围剿”作战与土地革命。

2.反“围剿”作战与土地革命

从1930年10月起，蒋介石集中重兵，向南方各根据地和红军发动大规模的“围剿”。从1930年10月到1931年7月，红一方面军在毛泽东、朱德等指挥下，连续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三次“围剿”。1932年底，又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鄂豫皖、湘鄂西等根据地的反围剿战争，也取得了重大胜利。

红军反围剿战争的胜利，革命根据地的发展，是同土地革命的开展密切相关的。

1928年12月，毛泽东在井冈山主持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土地法。

由于当时缺乏经验，这个土地法，关于没收一切土地归苏维埃政府所有，禁止土地买卖等方面的规定，并不适合中国农村的实际。

1929年4月，毛泽东在兴国发布第二个土地法，将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一些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这是一个原则性的改正，保护了中农的利益，使之不受侵害。

1931年2月，毛泽东进一步总结根据地土地革命的经验，明确了农民对已分得土地的所有权。毛泽东还和邓子恢一起制定了土地革命中的阶级路线和土地分配方法：坚定地依靠贫农、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以乡为单位，按人口平分土地，在原耕地的基础上，实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至此，中国共产党就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制定了可以付诸实施的比较完整的土地革命纲领和路线。

    在大革命失败，白色恐怖及其严重的条件下，中国革命之所以能够得到坚持和发展，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我们中国共产党紧紧依靠了农民，领导农民进行了土地制度的革命，从而争取了农民对中国革命的支持，以上我们讲的是第一节

    下面我们讲第二节：中国革命在探索中曲折前进。

 

二、中国革命在探索中曲折前进

（一）土地革命战争的发展及其挫折

1.革命根据地的建设

    红一方面军第一、二、三次反“围剿”作战的胜利，使赣南、闽西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拥有21座县城、250万人口、5万平方公里土地的中央革命根据地。与此同时，鄂豫皖、湘鄂西、湘赣、湘鄂赣等根据地也都得到了发展。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省瑞金县叶坪村举行。大会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以及土地法令、劳动法等法律文件，选举产生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毛泽东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村革命根据地，所呈现出来的生机勃勃的景象，同国民党统治区，民不聊生的悲惨景象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根据地成为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雏形，它使陷身于苦难深渊的中国人民，看到的一线光明和希望。

2.土地革命战争的严重挫折

中国革命的复兴和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从1927年7月大革命失败到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之前，“左”倾错误先后三次在党中央的领导机关中取得了统治地位。

第一次，1927.11—1928.4，我们党犯了“左”倾盲动错误，当时认为革命形势在不断高涨，盲目要求“创造总暴动的局面”。这次“左”倾盲动错误是受到共产国际“左”倾思想影响而形成的，主要的贯彻者是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罗米那兹。

第二次，1930.6—1930.9，形成了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错误。李立三错误地认为中国革命乃至世界革命进入高潮，盲目要求举行全国暴动和集中红军力量攻打武汉等中心城市。当时，有一个非常诱人的口号：“会师武汉，饮马长江”。

第三次，1931.1—1935.1，形成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其主要内容是：

在革命性质和统一战线问题上：混淆革命性质，将民族资产阶级当作最危险的敌人。

在革命道路问题上：坚持以城市为中心，主张红军配合攻打中心城市。

在土地问题上：主张地主“不分田，富农坏田”。

在军事问题上：实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退却中的逃跑主义。

在党内斗争上：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在1931年11月，召开的中央苏区党组织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正确主张的指责为“狭隘的经验沦”、“富农路线”、“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

    1932年10月，中央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对毛泽东和他在红军中实行的战略战术原则进行错误的批评和指责。中共临时中央决定毛泽东回后方主持临时中央政府工作。

    1933年初，临时中央政治局被迫迁到了中央根据地，为了全面推行左倾冒险主义方针，政策。他们在江西开展反对邓（小平）、毛（泽东）、谢（唯俊）、古（柏）的斗争，其实矛头实际上都是对着毛泽东的政治主张。

3.中共党内连续发生“左”倾错误的原因

其一，八七会议以后党内一直存在着浓厚的“左”倾情绪始终没有得到认真的清理。

其二，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内部事务的错误干预和瞎指挥。

其三，中国社会的阶级状况，决定的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中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出身占大多数，使党处在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包围之中。

其四，主要的原因在于，我们党还处在幼年，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准备不足，理论素养不高，实践经验也很缺乏，“对于中国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不了解，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没有统一的理解，一句话不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全面地、正确地结合起来。

    王明等人，虽然读了不少马克思主义书，但是他们不懂得结合实际，他们颠倒实践和认识的关系，认为只要照抄照搬马克思主义上面的词句，和共产国际的决议指示，就可以指挥中国革命。他们甚至提出，对共产国际百分之百的忠诚，是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唯一保证这样的口号。按照这种主观主义的思想路线办事，不能不在实践中碰壁，我们知道犯左倾错误的同志，都是在这个问题上栽了跟头。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之中，我们一定要汲取历史的经验和教训，进一步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地发展马克思主义。

4.王明“左”倾假条主义对中国革命的危害

王明等人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对中国革命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危害。其最大的恶果，就是使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遭到失败，不得不退出南方根据地实行战略转移——长征。这次错误使红军和根据地损失了90%，国民党统治区党的历史几乎损失了100%，其教训是极其惨痛而又深刻的。

（二）中国革命的转折

1.红军开始长征

    1934年10月中旬，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又称红一方面军）8.6万人撤离根据地，向西突围转移，开始长征。

    在长征初期，中共中央领导人博古，依靠共产国际有关系的军事顾问、德国人李德，犯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错误。严酷的现实教育了广大共产党员和红军指战员，他们开始对错误领导产生了怀疑和不满，过去跟着毛泽东，红军人数虽然少，但的确是总打胜仗，现在的领导人，号称自己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队伍也比过去多了，但是总打败仗，所以战士们特别怀念毛泽东。过去有一首歌词中唱到：“抬头望到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肖华也在长征组歌中，“全军想念毛主席，迷雾途经盼太阳”。这些歌和诗，充分反映了红军途中红军战士的真实心情，一些支持过左倾错误的中央领导人，比如张闻天和王稼祥同志，也改变了态度，转而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中央红军根据毛泽东的提议，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挺进，这些就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奠定了基础。

2，遵义会议（1935年1月15日—17日）

第二个问题，遵义会议。1935年1月，红军攻占了遵义。1935年1月1５号到1７号，中央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就是著名的遵义会议。遵义会议为什么能够在这个时候召开呢？最重要的原因，经历了两次胜利和失败，特别是是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之后，我们要总结经验教训。

遵义会议集中解决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

经过激烈的争论，多数人同意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意见，批评了博古、李德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的错误。会议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并委托张闻天起草《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即遵义会议决议）。

    会后不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根据毛泽东提议，决定由张闻天代表博古负总的责任，博古任红军总政治部代理主任，并成立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新的三人团，全权负责红军的军事行动，会议的一系列重大决策是在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联系中断的情况之下，独立自主地决定的。遵义会议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

    遵义会议开始确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从而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之下，挽救了中国共产党，挽救了中国工农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遵义会议表明：作为一个严肃的、对人民负责任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是敢于正视自己的错误，并注意从自己所犯的错误中学习并汲取教训的。在领导中国革命全过程的某一个时期内，由于经验不足以及其他原因，党和党的领导人难免会犯这样那样的错误甚至严重的错误。但是，错误有两重性，它一方面损害党，损害人民；另一方面又很好地教育了党，教育了人民，对革命有好处。在大革命失败以后的这个时期内，中国共产党正是通过总结成功的经验和犯错误的教训，“一方面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又一方面反对“左”倾机会主义，使自己“从两条战线斗争中巩固和壮大起来”从而把党领导的革命事业坚持下来并推向前进。

3.红军长征胜利及其伟大意义（1934.10—1936.10）

遵义会议后，在毛泽东等的领导下，中央红军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四渡赤水河、巧渡金山江、抢渡大渡河 、飞夺泸定桥、翻越人迹罕至的夹金山，摆脱数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赢得了战争的主动权。1935年6月，中央红军抵达四川懋功，同5月初离开川陕革命根据地先行转移到达那里的红四方面会师了，在这之后，中共中央又同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他的分裂中央分裂红军的严重错误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张国焘自恃枪多势众，闹独立，争兵权，想当中央军委主席，反对北上抗日，经批评教育表面是接受了北上抗日的方针。但在过草地后，又要挟中央南下，甚至企图危害党中央。为了贯彻北上方针，中共中央决定，将北上红军改成陕甘支队，先行北上。于10月19日到达陕北吴起镇，同红十五军团会合。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力量，有了新的落脚点和战略基地，至此中央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结束。

张国焘分裂红军后，强令部队南下，重过草地，向川康边界退却，并于10月5日在卓木碉另立中央，自封主席。在张国焘分裂主义危害下，红四岇面军损失惨重，部队由南下时的八万多人减少到三万多人。1935年11月红军第二、六军团开始长征，于1936年6月在西康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经斗争，张国焘同意北上，10月，红二四方面军，先后同红一方面军在甘肃的会宁、静宁胜利会师，至此三大主力红军的长征胜利结束。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尽管经过长征，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从30万人减少到4万人左右，红军曾发展到30万人，三支主力红军会合时，人数已经是大大的减少。但是这些保存下来的，经历了千锤百炼的骨干，是党和红军极为宝贵的精华。毛泽东说过：“重要的是在困难的时候不要动摇。三万人比三十万人哪个更强大？因为得到了教训，不到三万人的队伍，总比三十万人更强大。”中国共产党正是依靠这支队伍做基干，使革命力量逐步恢复发展壮大，直到取得全国性的胜利。

据统计，中央红军长征从1934年10月至1935年10月，历时一年，纵横11个省份，长驱二万五千里，途中总共爬过18座山脉（其中五座终年积雪，雪山星辰共2700里），走过人迹罕至的茫茫草地（草地行程共600里），渡过24条河流，进行重要战役战斗380多次；红二方面军长征从1935年11月至1936年10月，历时11个月，转战8个省，行程两万余里，进行重要战役战斗120多次；红四方面军长征由1935年3月至1936年10月，历时长达19个月，转战4省，行程一万余里，进行重要战役战斗80多次。红二十五军长征，从1934年11月至1935年9月，历时10个月，转战4省，行程近万里，进行重要战斗战役10余次。

    正如胡锦涛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所说：“这场惊心动魄的远征，历时之久、行程之远，敌我力量之悬殊，自然环境之恶劣，在人类战争史说是罕见的。

毛泽东在红一方面军取得长征胜利后的一次报告时指出：“长征是历史记录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总而言之，长征是以我们的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

   红军长征胜利的伟大意义在于：

第一，伟大的红军长征，翻开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新篇章。长征途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正确解决了关乎党和红军前途命运的三个全局性问题，即：引领红军向哪里去的战略方向问题，使党和红军摆脱被动局面的军事指挥问题，结束“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问题，从思想上确保了红军长征胜利。

    第二，伟大的红军长征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红军长征胜利是党中央领导中国革命大本营，奠定西北，巩固和发展陕甘宁革命根据地，使其成为中国革命的政治中心为党和红军的发展创造了必要条件。

    第三，伟大的红军长征，铸就了伟大的长征精神，培育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革命精神。红军长征胜利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将士弘扬伟大革命精神的胜利，长征精神就是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须胜利的精神，就是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牺牲一切的精神，就是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就是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地精神，就是紧密地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这些都属于伟大的长征精神。

    第四，伟大的红军长征，具有更深远意义的是，形成了中国革命成熟的坚强领导核心，作为当代的大学生，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长征的征途上，我们一定要继承和发扬红军长征的光荣传统，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三）总结历史经验，迎接全国性的抗日战争

1、总结历史经验，加强共产党自身的思想理论建设

中国共产党经历了两次胜利和失败的比较，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已经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总结胜利和失败的经验和教训，更有利与今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实践的结合。

过去党内一些同志所犯的“左”右倾错误，主要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没有统一的理解。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强调，为了纠正错误，必须端正思想路线，实行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

   毛泽东早就提出，要注重调查研究，反对本本主义，基于这样的认识，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以后，毛泽东、中共中央用了很大的精力去总结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来加强共产党自身的理论建设。

    1935年12月，毛泽东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阐明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批判了党内的关门主义和对于革命的急性病，系统地解决党的政治路线上的问题。1936年12月，他写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部著作，总结土地革命战争中党内在军事问题上的大争论，系统地说明了有关中国革命战争战略方面的诸问题，解决了党的军事路线问题。

1937年夏，毛泽东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讲授了《实践论》和《矛盾论》，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角度，总结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经验，揭露和批评了党内的主观主义尤其是教条主义错误，深入论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科学地阐明了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他指出，唯心论和唯物论、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反对一切离开具体历史的左的和右的错误。

2.迎接抗战的到来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所进行的理论工作，对党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思想路线进行了拨乱反正的工作，从思想上、理论上武装了中国共产党人，使他们满怀信心地去迎接即将到来的伟大的抗日民主解放战争。

    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走向了成熟，才造就了成熟的领袖，才使得我们党的政治、军事和思想路线得以端正，才使我们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

   

【课后思考题】

1．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共产党人是如何探索和开辟中国革命新道路的?

2．20世纪20年代后期、30年代前中期，中国共产党内为什么连续出现“左”倾错误?

3．中国共产党是如何总结历史经验、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

【参考文献】

1.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1930年5月)　　

2.《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3.中共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节选){1945年4月20日) 　　

4.《中国土地改革史料选编》，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　　

5．胡锦涛：《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06年10月22日)